“中国光棍危机2020年或全面爆发，光棍男性上千万”，近日，这样的标题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引发了“恐慌”。
这样的结论背后是一组数据在支撑：2014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剩男”规模将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而事实上，中国光棍危机的迹象从20世纪80年代已经初显，直到21世纪初才得到重视。作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中国的光棍危机正在发生，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也需要各界的重视和警惕。
中国是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
在人口性别结构中，出生性别比是最具重要意义的指标。
出生性别比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出生婴儿中男婴和女婴之比，一般以每100个女婴对应多少男婴表示。在多数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比较稳定的指标，一般在103-107之间。男性新生儿的死亡率通常比女性新生儿高，所以到5-6岁时男女性别比可以达到基本平衡。
过去20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115，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
据统计，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5，1990年第四次普查的结果是111.3， 2000年第五次普查的结果是116.86，最新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则达到了118.06。
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在全国范围内蔓延速度很快，1982年大部分地区基本正常，11个省份正常，14个省份轻度失衡（107—109.9），仅有安徽（112.5）、广西（110.7）、广东（110.5）和河南（110.3）属于中度失衡（110.0-119.0）。1982年以后，中国大部分省（区、市）性别比都不断攀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17个省份性别比在 110—120之间，有7个省份高121。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已有超过 1/3的省份出生性别比高达 120以上，性别比正常省份降至 4个。至 2010年，除新疆、西藏外，全国其他省份出生性别比均高于正常值范围，重度失衡（119及以上）省份就达19个。
中国农村、城镇和城市的出生性别比虽存在城乡差异，但普遍开始失衡，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失衡程度加重。在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在农村首先出现。1982年，城市出生性别比为106.9，镇和县分别达到107.7、107.7；1986年，城市出生性别比为108.9，镇和县分别达到113.4、113.6；此后的年份虽有所反复，但没有改变普遍偏高的状况。
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相对城市和镇来说，增长幅度更大。随着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在农村地区，B超技术应用较为普及且应用范围日益扩大，为鉴定胎儿性别带来巨大便利。2005年中国城市出生性别比为115.3，城镇高达119.9，乡村更是高达122.9。因此，基于性别偏好的选择性生育在农村地区呈显著扩大之势。
因此，这也使得中国当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世界各国中处于“三最”状态，即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的时间最长，涉及的省份最多。
为什么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如此严重？
1、男孩偏好
据2007年全国政协社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直至2007年尚有27.5%的育龄人群存在男孩偏好，大约是女孩偏好的4倍。
同时，“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对男孩偏好起到了强化作用。现实生活中很多领域都存在性别歧视，比如女性在教育权利、就业机会、劳动报酬、退休年龄等方面都存在被剥夺或被歧视的现象。这样的社会现实对男孩偏好心理的形成起到直接引导作用。
2、生育空间缩小
生育具有三维性：生育数量、生育时间和生育性别，因此存在一个生育空间。在一定时期内，这个生育空间是稳定的，也有一定弹性。中国人口发展的生育空间的缩小受到双重因素的挤压，即所提倡的“晚婚、晚育”和“优生、少生”。
相当学者认为，在强烈男孩偏好的国家中，计划生育政策刺激了人们的性别偏好，人们更希望唯一的一胎为男孩，导致谋求“以质量代替数量的”生育战略；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或许可以看做“生育选择空间狭小”和“偏男生育意愿”过于强烈相互冲突和挤压的结果。
3、技术因素
胎儿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技术的普及和低廉为选择性的怀孕生产提供了方便。虽然中国多项法律法规对可以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终止妊娠的器械、设施和药物的配置、流通、使用和保管都做出了进一步规范，但实践中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过程的隐蔽性很强，极难监管、取证，加之经济利益的驱动，全社会及各有关部门无法形成监管、打击的合力，法律监管难度极大，难以执行到位。
这三大因素合力作用下，导致女婴被堕胎和溺亡现象的产生。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当年出生性别比为116.9，其中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2，第二胎就飙升至151.92，第三胎更高达160.3。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第一胎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越往后就有更多的女胎被选择性堕胎，从而推高了出生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失衡必然导致光棍危机吗？
1、出生性别比失衡导致婚姻挤压
基于出生性别比的数据，部分学者得出在若干年后爆发光棍危机，未来有大量适婚男性将无老婆可娶。这也就是所谓的婚姻挤压——原本相对稳定平衡的婚姻市场因为多出数千万男性变得拥挤，使得多出的男性被挤压出去，被迫成为光棍。
尽管婚姻挤压与否主要取决于出生率、出生性别比、死亡率与迁移率及其两者之间的性别差异和婚配模式的变化这几个因素的作用，但出生率的变化是能否产生婚姻挤压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由于不同地区和阶层人口在婚姻市场上的处境不一样，婚姻挤压问题将由下层男士来吞食，因此，基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引发的婚姻市场矛盾将发生地区间转移，地区社会矛盾将由此而激化。
2、婚龄差或婚龄梯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婚姻挤压?
对出生性别比失衡导致光棍危机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认为，在中国婚姻市场中，男性年龄普遍比女性大，而且男女的婚龄差正在朝着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京东奶茶恋”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因此对适婚年龄的男女比例大无法说明光棍危机的产生。
婚龄差或婚龄梯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婚姻挤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各个年龄中都是男性处于婚姻挤压，它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进一步查阅统计数据可知，1990年未婚人口中35-39岁男性净剩余人口达到242.5895万人。由此可以推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如果人口意外死亡率没有太大变动的话，1990年至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所导致的未来婚姻挤压并不能够通过扩大婚龄差来解决。
光棍危机在2020年大爆发？
根据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撰文指出，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同年龄段的女孩多2210万，其中1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950万，男女比例是111.5比100。这意味着，到2020年进入婚配的20—29岁男孩将比女孩多出近950万；0—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1260万，男女比例是118.9比100。姚美雄分析认为，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
但事实上对于光棍危机的爆发，学界说法不一。
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针对当时出生性别比失调做出预测,认为在21世纪初将出现婚姻挤压,大约有5.72%～9.33%的男性找不着配偶。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李南撰文指出,对高出生性别比后果的第一个定量估计是从2010年开始，将出现初婚市场失衡，每年有近百万“额外”未婚男性没有初婚对象，此数约为男性年初婚人数的 9%。
李树茁常年研究中国社会的男女出生比失衡问题，他在 2006年合著出版的《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一书里就曾预测，2013年之后，中国每年男性过剩人口将达到 10%以上，“平均每年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
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的测算显示，如果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中国的二者比率在2013年前的波动在90%—100%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但从2014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数将快速超过22—26岁的女性，2018年二者的比例将超过125%。他由此认为，2015年“光棍危机”已全面爆发。
可以得到的共识是，光棍危机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性别比升高是许多社会问题的胚芽,直接后果就是女性赤字（男性剩余）。具体点说,会带来“家庭结构失衡、小学与中学学生的性别比失调、婚姻市场的压力所导致的买卖婚姻会加剧、男性单身家庭会增多、性犯罪的比例可能会上升、离婚率将高居不下。
为什么问题如此严重却未能有效遏制？
由于出生性别比失衡初期被认为存在女婴漏报，使得这一问题在最初并未获重视。直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2，高层才意识到形势严峻。为治理失衡的出生性别比，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002年11月，原国家计生委、原卫生部、原国家药监局共同发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两非”)的规定》，对胎儿性别鉴定予以明确禁止，治理性别比失衡的战役正式拉开。
2003年4月，“关爱女孩行动”启动，旨在通过倡导男女平等，扭转中国存在的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卫生、公安、司法、检察等多个部门也会同在一起，严厉查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引产案件。
2014年6月30日，国家卫计委下发《关于印发全国查处“两非”案件区域协作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要求“两非”案件查处区域协作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遇重大案件或者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召开。
2015年上半年以来，一场打击“两非”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攻坚战，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4月30日，国家卫计委等7部门在京召开全国整治“两非”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整治“两非”专项行动，目的是为了确保完成“十二五”规划中将性别比降至115以下的目标。而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同样是男孩偏好的亚洲国家，韩国是亚洲地区几个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国家（地区）中第一个出现逆转趋势的。韩国同中国一样，出生性别比也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偏离正常水平并出现上升趋势，并在1990年达到历史峰值116.5。但很快，韩国出生性别比于2007年后回归正常范围，此后基本趋于107的正常阈值内。
韩国治理性别比失衡问题着眼根本，将重点放在促进性别平等上。
韩国在1983年就成立了作为管理妇女问题的唯一国家机构——韩国妇女发展机构，附设在政府健康和福利部之下，负责对妇女进行研究、教育和培训，促进妇女参与社会发展，享有社会福利。1998年，鉴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韩国政府为更好地履行对性别平等的承诺，成立了总统府妇女事务委员会，之后升格为韩国性别平等部，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负责性别平等事务的政府专门机构。在此期间，还在政府各个部门设立韩国总统府性别平等促进委员会（即性别平等部的前身），形成多部门协调的部门管理环境。在法律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女童权益、反对歧视女性、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
除了政府官方的措施，大量活跃在政治、社会各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团体在促进韩国女性运动的过程中，广泛社会动员、宣传倡导，在经济上多管齐下保障女性就业，鼓励女性创业；在政治积极呼吁，鼓励妇女参政；在社会运动上广泛倡导，形成社会关注氛围。
经过20多年的努力，韩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首先表现在韩国性别比失衡治理的直接目标的实现，即性别比指标趋于正常，分孩次性别比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关爱女性，尊重女性的社会机制在韩国的建立，韩国女性地位的大幅度提高。这将从根本上遏制性别比再度失衡的可能。
